当地时间2024年1月7日，加沙地带拉法，巴勒斯坦人在检查一所受损的房屋，该房屋在以色列袭击中被摧毁。视觉中国 资料图
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至12月底仍未结束，已造成双方超过2万人死亡，加沙地区200多万人几乎全部处于流离失所状态，带来严重的人道灾难。激烈的武装冲突吸引了各方注意力，围绕巴以冲突的争议也集中迸发出来，已成为影响地区格局走向和大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因素。
一、巴以冲突背景下的各方政策立场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主要是出于阻止更多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反击以色列对巴领土的蚕食、争取巴国内政治支持和带动巴勒斯坦人大起义等，进而避免巴勒斯坦问题的进一步边缘化。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巴以和平遥遥无期，巴勒斯坦人日益绝望，这是冲突的根本原因。此次巴以冲突再次将巴勒斯坦问题推到世人面前，相关国家不得不对此做出必要反应并根据形势变化进行政策调整。
阿拉伯国家态度复杂，既强烈反对和谴责以色列，又难以做出实质性反制，且各国态度差异明显。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中，约旦、巴林选择召回大使和外交降级；而埃及、阿联酋、摩洛哥态度相对温和，除了立场宣示之外并无实质性动作，政府与民间对以态度的张力空前增大。2023年11月11日，沙特主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峰会，与会各国共同发声谴责以色列，展现出团结姿态。同时，阿拉伯国家希望通过斡旋结束冲突，埃及、约旦、卡塔尔等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东地区的两个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对以色列立场强硬，多次强烈谴责以“战争罪行”。伊朗不愿意看到更多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改善关系，特别是沙特与以色列建交，高调反对以色列，多次呼吁所有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断交。土耳其从开始的谨慎平衡立场与试图从中斡旋的政策，转向激烈反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为哈马斯辩护并召回大使，强烈谴责以色列，试图扛起道义大旗。
美国在冲突初期对以色列进行了政治、外交与军事的全方位支持，后来逐步考虑限制以色列的过火行动。美国在中东长期拉偏架，此次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依然明确站在以色列一边，派遣两艘航母到东地中海、紧急扩大对以武器与资金援助，实质是火上浇油，激化了中东国家的反美情绪。在联合国，美国以“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为由，多次否决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导致安理会机制陷入瘫痪状态。
然而，美国不愿陷入另一场地区战争，加之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巨大人道灾难，国内国际批评声浪增大，美国政策出现调整趋势，开始限制以色列军事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年11月30日再次访以时表示，美方反对造成平民大规模伤亡，要求以方在军事行动中更为“精准”。2023年12月12日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以色列对加沙的无差别轰炸正使其失去支持，对以发出了严厉批评；12月15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访以，表示新阶段的重点是精准打击哈马斯，改变密集轰炸和地面进攻的方式。
欧洲国家在冲突爆发后跟随美国站队以色列，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和打击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法国等国和欧盟领导人先后访问以色列。但随着冲突升级和人道主义灾难的扩大，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政府与民间立场的差异日益凸显，遭遇社会撕裂与动荡风险。欧洲国家逐步调整了政策立场，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必须符合国际人道法和战争法”，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寻求尽快结束冲突。
俄罗斯将巴以冲突作为对美欧博弈的杠杆。2023年10月26日俄罗斯在敏感时刻接待了哈马斯代表团的访问；12月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突访阿联酋与沙特，讨论国际能源市场和巴以冲突；12月7日伊朗总统莱希访俄，讨论中东形势；12月10日普京又突然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说明俄罗斯也在适时调整政策，寻求介入巴以问题。
二、巴以冲突的主要影响
此次巴以冲突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巴以关系，并在地区内外产生了多方面外溢效应，影响中东地区格局的演变与大国战略调整进程。
第一，巴以问题重回中东地缘政治的前台，巴以关系进入重塑期。巴以双方是此次冲突的最大受害者，以色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损失惨重，引发严重的人道灾难；以色列也因此陷入外交孤立，加沙有可能成为以色列的泥潭，内政外交走向都将受到此次冲突的显著影响。同时，此次冲突再次反映了巴以问题的全局性影响力，巴勒斯坦问题长期被边缘化的局面有所改观。以色列企图搁置甚至取消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直接与阿拉伯国家和解的设想遭受挫败，国际社会更加认识到，巴以问题不解决，阿以和解与和平就缺乏根基，巴勒斯坦问题因而受到更大重视。
第二，巴以冲突影响中东地区格局的演变。首先，以色列不仅在军事上遭到近50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打击，也重陷地区孤立。此次冲突中断了以色列与沙特的和解进程，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等主要地区力量与以色列的矛盾增大，关系倒退或恶化。其次，巴以冲突促进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团结，成为推动中东地区和解潮的新动力。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特别峰会的召开，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的全球出访，沙特与伊朗的持续互动与合作意愿的增强都是突出表现。最后，伊朗借巴以冲突打断沙以和解进程，也打破了美以联合阿拉伯国家建立反伊朗统一战线的计划，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和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等“什叶派抵抗阵营”力量更趋活跃。去年12月以来，胡塞武装在红海南部海域频繁袭击过往船只，美国联合盟友组建“红海护航联盟”，这加剧了地区局势紧张。
第三，巴以冲突产生了全球性外溢效应。一方面，此次巴以冲突搅动了全球舆论场，西方国家因其内部不同群体的立场冲突引发抗议示威、政治撕裂、族群矛盾等政治与社会问题。欧美多国发生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示威，政府亲以与民间反以立场相悖，社会动荡压力下不得不谨慎地调整政策。另一方面，巴以冲突与俄乌冲突、伊朗核问题、也门问题等其他国际热点问题呈现出明显的关联效应。巴以冲突背景下，西方国家因紧急加大对以色列的支持而影响到对乌克兰的军事与经济援助，伊朗和胡塞武装与以色列之间的对抗升级，相关地区问题解决难度增大。
第四，巴以冲突影响到大国战略调整进程。美国“先沙以、再巴以”的中东和平计划落空，联合阿以遏制伊朗、聚焦大国战略竞争的节奏被打乱，其全球战略优先方向受到影响，短期内不得不加大在中东的军事、政治和外交投入。俄罗斯借助巴以冲突缓解了在乌克兰方向的战略压力，并通过能源合作和地缘政治两大抓手适时加大对中东的介入，彰显地区存在感与试图重塑影响力。
三、巴以冲突的前景展望
首先，此次巴以冲突规模大，但博弈有限度。初期外界最为担心的冲突升级为大规模地区战争（所谓“第六次中东战争”）并没有成为现实，此次冲突的主体仍然是以色列与哈马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普遍反对以色列、支持哈马斯，但仅限于道义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真主旅等武装组织有限介入，但是美伊、伊以之间没有直接冲突，也没有决心摊牌，各方保持了博弈限度。此次冲突没有打破既有地区格局，各方力量对比和关系现状没有根本改变。
其次，冲突还将持续较长时间，但停火止战是大势所趋。短期内以色列还不愿停手，彻底停火仍有困难，但国际社会在努力劝和促谈，和谈有望继续。未来冲突将如何收场以及加沙治理方案仍不确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不断调整的军事目标。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从原来的“三步走”进入了“新阶段”，但难以实现其彻底消灭哈马斯的目标。去年12月中旬，以色列安全部门提议冲突结束后由美欧国家组成多国部队接管加沙，发出了妥协的信号。未来哈马斯有生力量基本被以色列消灭后，有可能转向地下斗争，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袭击风险或许将有所上升。
再次，阿以和解进程陷入僵局，但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和解仍将持续。一方面，沙以和解进程中断，以色列周边地缘环境恶化，“阿拉伯之春”以来以色列相对有利的地缘战略环境不复存在，重新成为地区矛盾的焦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矛盾与争夺显著平息，民间反以浪潮上升，各国政府不得不谨慎对待与以色列的关系。另一方面，沙特与伊朗继续和解势头，2023年11月11日，伊朗总统赴沙特参与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峰会，之后两国防务部门通话商谈军事合作；12月15日，中、沙、伊在北京召开三方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除以色列之外，其他各方之间的和解仍在持续，中东和解潮按下暂停键而不是停止键。
最后，巴以和谈难度增大，但国际共识明显扩大，国际合作更为关键。此次冲突造成巴以双方严重伤亡和激烈对抗，巴以政局都面临较大变数，巴以和谈在短期内更加困难。但冲突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巴勒斯坦问题的边缘化趋势，反映了其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地位与全局性影响力。未来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更加有赖于国际合作与大国协调。
在新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包括美国都更加认识到以“两国方案”为基础解决巴以冲突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也可能成为国际合作推动落实“两国方案”的新契机。冲突爆发后，中国积极开展外交斡旋，推动停火止战和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强调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并于2023年11月30日及时发布了《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中国的立场与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支持。
（华人网亮仔整理报道）
